余光中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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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中信：鄉土文學論戰的政治背景（朱宥勳）

日前，由於余光中逝世，掀起了一波評價他功過的爭議。其中最關鍵的事件，就在於如何評價當年余光中向特務告密陳映真的事件。然而坊間的一些說法，似乎沒能理解事件背景的「鄉土文學論戰」之複雜性，因此誤以為批判余光中的行為，只是獨派排斥中國認同的一環。
事實上，用「統╱獨」這個光譜來劃分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的雙方陣營，是非常粗糙的。這場論戰固然爭論的是文學路線的問題，但其實不同的文學路線也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歷史和社會的考量。對作家而言，「應該寫什麼、可以寫什麼、用什麼方式寫」，並不只是簡單的藝術選擇，同時也是它選擇關懷（或不關懷）哪些人的困境。因此，鄉土文學論戰標舉出要寫台灣自己的故事、描寫底層人民的困境這個目標時，也就選擇了與當時官方的意識形態分道揚鑣──「很抱歉，我們不想陪你做那些虛幻的大夢了，我們要面對現實。」

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2X2座標來理解鄉土文學論戰中大致的立場分布，兩個參數即「統╱獨」和「左╱右」。「統」即認同中國民族主義，獨是認同台灣民族主義；「左」是以關懷底層人民優先，「右」則傾向精英式的文化品味。排列組合之後，我們可以得到「右統」、「左統」、「右獨」、「左獨」四個象限。
以此來理解鄉土文學論戰的基本格局，則可以標定官方（以及相關的作家銀正雄、朱西甯、余光中等）的立場是「右統」，基本立場是反對鄉土文學，因為既不希望作家把焦點放在台灣、也不希望強調底層人民。除此之外的三個象限，基本上都在支持鄉土文學陣營裡面，是個三打一的局面。
獨派不分左右，自然都支持文學應該優先描寫台灣的鄉土，頂多只是在側重哪個階級上有差異。「左統」雖然認同中國，但是他們將鄉土文學理解為「在台灣是中國一省的前提下，描寫台灣本省的底層人民」，因此能同時符合左與統兩路信念。當然，以資源和權力來說，右統的「一」遠大於其他三方的總和──可不是隨便一個作家都能聯絡到特務頭子王昇。

批余光中非關統獨
但也因為這個三打一的格局，所以支持鄉土文學的陣營雖有共同的敵人、卻未必是彼此的朋友。就以被余光中陷害的陳映真來說，在整場論戰裡，他其實是陷入了兩面作戰的窘境。一方面，他反對官方的右派立場，即便支持統一，他支持的也是（他以為是左派的）中國共產黨統一，而與中國國民黨徹底對立；另一方面，即便他同意文學該多關注台灣的鄉土，但他又反對獨派的民族立場。
理解這些政治背景之後，某些謬論就可以不攻自破了。比如說，批判余光中從來都不是純粹的統獨問題而已，用這個框架來看，這是右統與左統之爭。也因此，余光中會引起不分統獨左右、不同陣營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撻伐，也不是因為立場或意識形態的緣故。純粹就是他所為之事，真的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

作家、《秘密讀者》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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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的光與影——毀譽參半的余光中

2017-12-17
◎李敏勇
余光中（一九二八︱二○一七）以九十之齡去世，象徵一位在台灣的英文學界、文學界與黨國體制極具關係的詩人、散文家、翻譯家以及一九二○世代文人的殞落。這位，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前夕，被認為為官方開了第一槍，以〈狼來了〉指稱趨向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為「工農兵文藝」，亦即附和、宣揚共產黨路線的文學。仍處於戒嚴時代的當年，他開的槍也被認為是「血滴子」。

台灣鄉土文學血滴子，貢獻仍堪稱政學兩棲，文言意境歌謠體口語化呈現
經過四十年。余光中在事件後的八○年代從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教職回到台灣，先在師大英語系，後來在李煥延攬之下到中山大學任教，從外文系主任到文學院長，可謂備受禮遇、尊崇。不只長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對他抬舉之至，即連輪替執政的民進黨也一樣，對他禮遇。已過世的小說家王拓，在出任陳水扁政府末期的文建會主委時，去他任教的中山大學向余光中拜過碼頭，王拓還是鄉土文學論戰時被〈狼來了〉攻訐的對象之一。蔡英文政府的文化部長鄭麗君也以死者為大，恭維備至。但在余光中心目中，馬英九的「bumbler」從「笨蛋」變成「大巧若拙」。這正是戰後台灣文化和政治的特異現象。

余光中的詩人路被歸類在覃子豪的《藍星詩刊》這一系譜，這是延續中國新月派的新詩抒情傳統，強調「縱的繼承」。與紀弦的《現代詩》及洛夫、瘂弦等的《創世紀詩刊》較趨向現代主義中「橫的移植」不一樣。一九五○年代末期到一九六○年代初，多次論戰。在象徵本土的《笠》於一九六四年創社，創刊後，才逐漸形成從中國來台詩人的一體性，余光中譯作多，具有相當地位，但鄉土文學論戰時的爭議性從放槍時即伴隨他的人生。

一九五○年代末到一九六○年代初，《文星雜誌》的時代，余光中曾以〈降五四的半旗〉顯示其某種叛逆性格，但《文星雜誌》最具鋒頭的人物李敖，對余光中也極盡批評。其實，余光中的詩業從守舊的豆腐干體到口語的形式變遷，從叛逆到保守的心態變化，反映在不同期間的詩集。一九六○年代末的《敲打樂》和《在冷戰年代》的口語、節奏感、時代感覺，就與他曾喜愛的美國搖滾詩人歌手巴布狄倫音樂有關，這位美國歌手獲頒二○一六年諾貝爾文學獎時，余光中認為實至名歸。但余光中畢竟是附和黨國體制的詩人。他的歌謠體口語化詩風襯托文言情境。

蔣經國去世時，余光中以詩〈送別〉為蔣降半旗，戴黑紗、開菊花、拜靈堂、排行列、流淚水，並且哀慟逾恆。詩行的結尾還以「親愛的朋友／辛苦的領袖／慢慢地走」。與之前一月，韓國大統領全斗煥下台時，以〈百潭寺之隱〉嘲諷這位異國政治人物，一恭一倨差別極大：「世上的權柄多像劍柄啊／一脫手就授人以柄／而為何握柄的時候不想到／另一頭，是他人在刀口」。余光中也有詩批評李登輝打高爾夫球，多所揶揄，說李登輝面對蔣經國，椅子只坐前端，完全無視李在台灣民主化的貢獻。可以看出他恭維與卑視權力人物之有別。

在英文學界具有地位的余光中，在中文學界也有權勢。台灣文學史家陳芳明年輕時崇拜余光中，留美逢美麗島事件發生曾投效許信良，執編《美麗島周報》之前鄉土文學論戰發生後曾以道不同長文告別余光中。解嚴，李登輝出任總統後，得以回台，歷經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主任黨職，後來先後在靜宜大學、暨南大學中文系任教，並在政治大學創辦台文所，期間又向余光中告解，再續前緣，可見一斑。從大中國意識到被以台獨份子視之到中華民國文學論的主張，陳芳明多重轉向不免讓人聯想余光中的引力，但他毀譽參半。

昔反共今親中，立場迥異犧牲民主，戲稱中為母、台為妻，自我解套仍難逃轉型正義的審視
台灣的民主化、台灣化，昔日引發鄉土文學論戰，視現實主義文學潮流為工農兵文藝、有紅色危險的余光中也進行中國接觸，雖不像陳映真投奔中國並死於中國，且位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但詩作〈鄉愁〉仍被溫家寶作為統戰工具。昔日對中國共產黨統治下中國的批評似已改弦易轍。陳映真以中國民族主義取代社會主義，而余光中的中華民國論也在中國民族主義被涵蓋，左右為一體，民主似乎均被視為無物。但余光中在中國也受到對他在鄉土文學論戰時代文學反共化的「工農兵」指涉的批評，並未真正得意。余光中雖自認為中國詩人，但畢竟是台灣作家，附和的是中華民國，而且比較趨附黨國正統的作家。他以中國是母親、台灣是妻子、西洋是情人的比喻為自己定位，巧妙地為自己辯護。

適當地為余光中適當定位是必要的，而不是極盡頌揚。他已走完一生，作為一位詩人、散文家、翻譯家、文學學者，余光中畢竟在台灣印記了人生的大部分。他有中國的鄉愁可以理解，但他附和黨國化中華民國體制的官方文化政策，甚至以筆為槍，拋血滴子的經歷也要受到檢驗審視。戰後台灣的文學歷史觀照要有戰後德國以《納粹德國文學史》一樣披露作家在希特勒時代的文學動向，形成文學的轉型正義。波蘭詩人，一九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洛舒（c.Milosz）有一首詩裡說「官方謊言的共謀，醉鬼的狂歌，大二女生的讀物」這類詩有害，應該被批評，這也是台灣詩歌的課題。新一代的台灣文學視野應重新檢驗和審視過往的文學人、事、物形跡，為台灣文學史重新定位。（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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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第一砲 竟是哀悼「文壇黃安」

2017-12-17
◎管仁健
人死留名，虎死留皮，那麼「狼」死了該留些什麼？解嚴三十年了，民進黨都第二次粉墨登基了，終於通過了一直躺在立法院裡的促轉條例。但諷刺的是文學界一位又一位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等不到這一天就提前凋零。條例通過後蔡英文首次致哀的，偏偏又是文壇黃安。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詩人余光中過世，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表示，總統蔡英文在得知後表示哀悼。並指余光中對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有其重要影響，不只他的詩文廣為人知，他精心翻譯的外國作品如《梵谷傳》，也啟蒙了許多文藝青年。

蔡英文說的沒錯，我也跟她一樣，是在戒嚴時代讀的國中，課本裡能讀到的現代詩，除「死了最安全」的楊喚，就是這位熱愛當權者，也被當權者熱愛的「詩壇泰斗」。梁實秋生前曾說：「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他那左右開弓的才情與活力，在台灣文學史上，必有專屬於他的篇幅。

時局不允許反抗，不代表能當抓耙仔，歷史若不追究，轉型正義就是屁
我也愛余光中的詩文，對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他的政治立場與文學見解並無意見。經歷過戒嚴時代的人都了解，很少有人敢對（還要能對）當權者說「不」的。就像洪秀柱尊翁，被鷹犬誣陷而繫於囹圄，無論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甚至出獄後要定期報告什麼，都不應苛責，也無須深究。

但無法說「不」，不代表就可以主動，甚至是積極在做這些事。在個人安全無虞下，只為私利或私怨，就主動積極地充當「抓耙仔」，例如馬英九在美擔任職業學生，只要你曾幹過這種齷齪勾當，沒有什麼狼死為大的歪理。即使挫骨揚灰，歷史仍要追究，不然轉型正義就是在放屁。

李敖曾批評余光中「文高於學，學高於詩，詩高於品」，「一軟骨文人耳，吟風弄月、詠表妹、拉朋黨、媚權貴、搶交椅、爭職位、無狼心、有狗肺者也」，「過去反共，現在跑回中國大陸到處招搖」。這些激烈言詞，容或是出於作家之間私怨，暫且擱置不論。

但戒嚴時代的作家，都是住在玻璃屋裡。立場與見解不同時，吵吵鬧鬧甚至大打出手都行，然而在任何狀況下，都不能丟出石頭。否則傷及無辜不說，覆巢下自己也未見得是最幸運的完卵。

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其實朱西甯批得更早。一九七七年四月號《仙人掌雜誌》的〈回歸何處？如何回歸？〉裡，他就質疑「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

到了八月二十日，余光中才在《聯合報》上發表〈狼來了〉一文，栽贓台灣的鄉土文學，就是中國的「工農兵文學」，其中若干觀點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竟似有暗合之處」。這句在陳明成筆下稱為「血滴子」的利器一出，立刻「在文壇弄得風聲鶴唳，瀰漫著肅殺的血腥氣息。」

比「血滴子」更可怕的武器，是像黃安那樣直接對當權者指控特定對象。陳芳明《鞭傷之島》裡〈死滅的，以及從未誕生的—評余光中、陳映真道路的崩壞〉還提到：「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長信，並附寄了幾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陳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馬克思文字的英譯。余光中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並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方法，指出陳映真引述馬克思之處。」

當事人陳映真對於陳芳明《鞭傷之島》裡余光中向王昇密告，在《聯合文學》二○○○年九月號的〈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也說：

「事隔多年，而且因為陳芳明先披露了，我才在這裡說一說。余光中這一份精心羅織的資料，當時是直接寄給其時權傾一時、人人聞之色變的王將軍手上，寄給陳芳明的，應是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訴我有『新馬克思主義』的危害思想，以文學評論傳播『新馬』思想，在當時是必死之罪。據說王將軍不很明白『新馬』為何物，就把余光中寄達的告密材料送到王將軍對之執師禮甚恭的鄭學稼先生，請鄭先生鑑別。鄭先生看過資料，以為大謬，力勸王將軍千萬不能以鄉土文學興獄，甚至鼓勵王公開褒獎鄉土文學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對鄉土文學霍霍磨刀之聲，戛然而止，一場一觸即發的政治逮捕與我擦肩而過。這是鄭學稼先生親口告訴我的。在那戒嚴的時代，余光中此舉，確實是處心積慮，專心致志地不惜要將我置於死地的。」

立場不同也不該放暗箭，早年手段可議，晚年絕口不談〈狼來了〉，也是心虛罷了
朱西甯批評鄉土文學，是站在統獨（中日）差異的立場去批的，比余光中站在左右對峙的立場去批，在今日台派或獨派覺青眼裡，朱西甯應該更「反動」。但似乎批朱老的不多，還是目標轉向文壇大小Ｓ了？我不知道。

不過在我看來，余光中當時的手段與心態太可議。日後他自己也心虛，結集出版時從不收錄〈狼來了〉，訪談他的傳記裡也完全迴避。陳映真當時才出獄二年，管束期間涉入匪諜案必罪加一等。朱西甯與王昇之間的關係，絕對勝過余光中，但朱西甯不會用文壇黃安這樣的手段。

更讓人傷感的是：陳映真晚年在對岸仍受尊崇，最後終老於他心中的「中國」；其他戒嚴時更無辜的文人，等不到轉型正義就先凋零了。高喊轉型正義的蔡英文，如今搶著表達哀悼這位文壇黃安，余光中與郭沫若一樣算是善終了。

（文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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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雞皮疙瘩掉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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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1235

廖偉棠專欄：孑立在中華民國的餘光之中

每當一個「文化老人」去世，總有人悲鳴「一個時代終結了」云云，這次詩人余光中的故去，也有不少大陸文化人聲言「台灣最後的鄉愁消逝」，甚至於說「那一個民國已經遠去」等等，自我感懷一番。
不能說他們「非其鬼而祭」，余光中，的確比大多數台灣作家更顯得與大陸作家是同類者。純粹從詩而看，他很接近另一位余姓作家余秋雨，徜徉山水之畔而不見人間，追懷古人而不問今人，用鴻鴻的話來說，就是「雅不可耐」——這不正是信仰中華復興的附雅者所嚮往的嗎？
對於普通的大陸民眾，《鄉愁》代表了余光中，也代表了他們想像的中華民國台灣中的「有識之士」。那一首流行詩結構巧妙，不動聲色地把愛國主義融混到樸素情感中去，用遞進的方式，完成從母親、新娘、亡母到大陸的類比，比起宣傳部那些簡單粗暴的愛國譬喻，高明多了。但也因其潤物細無聲，同時又明朗易懂，遂被官方利用成為理想的宣傳詩。
至於大陸文青或者文藝中年，則會選擇《當我死時》或者《尋李白》，這兩首詩也是匠氣之作，但著力頗深，尤其前者的個人感懷寄寓較為率真。《當我死時》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戴望舒的《我用殘損的手掌》，雖然密歇根的校園遠勝於香港域多利監獄的死囚倉，但這種愛國的思念皆非泛泛，大量肉體、感官意象暗喻出切膚之痛，這不是鄉愁，而是關於鄉愁的焦慮，關於一個漸漸失去思鄉「合法性」的人對自己是否應該有鄉愁的焦慮。

他的那一個中國

可惜這種焦慮在余光中詩中沒有深化或者延續下去，他非常有自信可以越過這種焦慮。就像《尋李白》，基本上靠民間對李白的種種浪漫想像加上杜甫幾首寫給李白的詩的詩意，以誇張修辭繁衍成篇。
這種民間定見，恰好又與大家對盛唐的想像相符合（就像徐克的諸多盛唐背景的電影，盡是李白式的堂皇、開闊、飛動、變幻之感），所以以李白指代盛唐也就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做法，余光中作為學者型詩人，也不能免俗——不是因為他流俗，而是因為他需要從盛唐想像中獲取他的中國自豪。
但無論如何，他的那一個中國，明顯已經不是今天的中國，既不是大陸的中國，也不是台灣的中國了。如此看來，他孑立在中華民國的餘光之中，一如他的名字，倒頗有幾分悲壯。
國府南渡，存中華凋零花果於一隅——當年唐君毅先生這一令人動容的形容，今天的台灣年輕人聽來只會莫名其妙吧。而余光中們的鄉愁，即使僅以詩傳，而不被晚年的肉身行動抵銷，也一樣的不合時宜，這亦是我為余光中之逝保留個人的同情之故。

記得「在島嶼寫作」第一輯余光中篇《逍遙遊》裡，最為不協調音的一幕，是台大詩社年輕詩人們討論他的詩。台大詩社的同學很誠實，說他的詩就是一個六十年代的文獻。一個詩人的詩不被當成詩而是當成文獻看待，和他在對岸被當成文化象徵看待一樣，不無諷刺。同學還說：「我（跟他）沒有『我們』的感覺」，「他面對的困難，在這個時候不用解決就已經解決了。」前面一句很對，後面一句我卻存疑，真的不用解決就解決了嗎？

這樣一代人　不該那樣謝幕

比如他一生最大的污點：《狼來了》和告密，簡單罵一句無恥或者交付給「轉型正義」就解決了嗎？在其中除了人性的問題，是否還有時代的問題？其時中華民國面臨外交絕境，在生死存亡之際到達了最後一次愛國主義高潮——人性中的惡恰恰在後者的悲壯之中找到了順水推舟的可能。
告密和蓋帽子，無時無刻發生在左統所嚮往的中國，至今猶烈，那麼說是否還有中國人的共業的問題？但正正是這一點，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民國不同於對岸之處，我們可以嚴厲譴責余光中的失足，卻下意識覺得對岸那些更嚴重的告密事件不用少見多怪，難道不是因為我們預設了中華民國的文人應該有高於郭沫若們的道德標準嗎？

《逍遙遊》裡，余光中風趣幽默，說話準確優雅。但有一處本色流露，他在大陸遊覽，看到徐霞客紀念碑上面寫了著「熱愛祖國」云云，詩人便笑說：「熱愛祖國，這就是句空話。我來寫，才是正格。」前半句剛剛讓人欣喜於他看破，後半句又讓他墮回為國捐「詩」的執念中去了。
紀錄片的結尾，余光中坐在遊覽船上昏昏欲睡，即便背後蘇州城煙花盛放他也沒有醒來，聽到導游說這邊就是寒山寺，才恍然醒覺，但惶惑的神情大有夢裡不知身是客的樣子——我不禁想起片子中間的一張胡適與余光中居中、四週都是他們那一代精英的合照，畫外音道出：「當時，每一個人器宇軒昂啊！」——這樣的一代人，不應該那樣謝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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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歌詠周美青的什麼"夫人"詩

讓你雞皮疙瘩掉滿地

完全同意
只是奇怪,被國民黨稱為空心菜的蔡總統,
在促轉條例通過後蔡總統的首次致哀，偏偏又是國民黨的御用文人,
這豈不坐實空心菜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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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歌詠周美青的什麼"夫人"詩

讓你雞皮疙瘩掉滿地

完全同意
只是奇怪,被國民黨稱為空心菜的蔡總統,
在促轉條例通過後蔡總統的首次致哀，偏偏又是國民黨的御用文人,
這豈不坐實空心菜之名?

第一 不奇怪啦 馬英九如果明天掛了 小英也會去致哀的 (爽)

簡單的致哀也不能替這個人的名聲洗白什麼 余到底還是著名的教授跟散文家、詩人

第二 官方的轉型正義要看證據

用力讓國民黨跟政府公布檔案比較重要